栗戰(zhàn)書：忠實踐行“五個堅持” 做黨性堅強的中辦人【3】

四、提倡大奉獻，堅守共產黨人的崇高精神境界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到廣東考察，曾經講過大犧牲和小犧牲的道理，他講道：“我們現(xiàn)在不少人太功利主義了，缺乏理想，缺少信仰，因為沒有理想和信仰，也就不可能為理想和信仰付出犧牲。犧牲有小犧牲，有大犧牲。有的認為，我本來能經商掙大錢，但我沒有經商，還在當公務員，這就是犧牲；有的認為，我不調皮不搗蛋，實實在在做自己分內的工作，這就是犧牲。不錯，從一定角度講，這也是犧牲，但作為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來講，這只能說是最起碼的，是小犧牲。共產黨員應該為著自己的理想而奮不顧身地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有理想支撐的犧牲是最高尚的犧牲，是我們應該付出的最大犧牲。我們要仰望星空，胸懷最高理想，堅定理想信念。我們還要立定腳跟，腳踏實地，做好眼前的事情，干好最現(xiàn)實的工作。”這次到中辦調研視察，又鮮明提出大奉獻和小奉獻的道理，他強調，“奉獻有小奉獻，也有大奉獻”，“中辦講奉獻，就要講這樣的大奉獻。沒有這種精神境界，是難以完成黨和人民交付的任務的，即便表面上做到了，心中也可能是不舒暢的，總覺得吃虧了、不劃算了。”這番話講得入情入理，很貼近中辦黨員干部的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認識到位，培育和堅守好共產黨人的精神高地。

甘于奉獻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必備品質，也是最基本的標準。這是由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決定的。我們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產黨員講奉獻，說到底就是踐行黨的宗旨，履行黨員的基本義務。

當前，我們黨面臨的形勢、肩負的任務和所處的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但黨的宗旨和性質沒有變，對黨員講奉獻的要求不僅沒有變，而且更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在我們黨長期執(zhí)政的條件下，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物質條件的改善，黨員的思想觀念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和沖擊，共產黨員要始終做到無私奉獻并不容易?，F(xiàn)實中就有這樣的現(xiàn)象：有的黨員盲目攀比甚至追求享樂主義，不愿再奮斗和付出；有的黨員在功利面前忘記了奉獻，待遇稍差一點便滿腹牢騷，把個人利益置于黨的利益之上；有的黨員做點事就張揚，多干點就抱怨，吃點苦就叫屈，有點功就顯擺，提拔慢點就心理失衡，等等。這些不良現(xiàn)象在我們中辦也不能說一點沒有。

對中辦來說，講奉獻應該有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就是“大奉獻”。中辦黨員干部長期直接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教育和熏陶，一直有著兢兢業(yè)業(yè)、埋頭苦干、任勞任怨的奉獻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奉獻精神，是中辦人的鮮明特質，中辦是有這方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這是總書記對中辦人的最高獎賞。我黨著名的“紅色管家”熊瑾玎，就是中辦人無私奉獻的典范。大家可能對熊瑾玎不太了解。熊瑾玎是黨中央在上海時期的財務管家，后來在南方局的新華日報擔任總經理，在黨內長期被稱為“老板”。我們黨早期會計科只有他一人，中央秘書處一度設在他家里，由于經費不足，白天他要同工商界人士周旋，晚上同夫人一起管理中央賬目、接待來開會的黨內同志，日夜操勞，十分辛苦。熊瑾玎經手的錢款不可勝數(shù)，但他一家始終清貧。他從1928年4月起擔任中共中央的會計，以開辦“福興”商號作掩護，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和辦公的地址。他工作認真細致，嚴密周到，還開辦了三個酒店和一個錢莊，作為黨的秘密聯(lián)絡點，并給黨籌集經費。他還和毛澤民同志經營印刷廠，秘密印刷黨的報刊。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曾長期給黨管家，又是秘密工作，有酒店和錢莊等作掩護點，所以有人懷疑他是特務。后來，周總理給他寫了個證明材料，說熊瑾玎同志“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由于這個證明，“文革”中他沒有受到大的沖擊。應當說，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如果沒有對黨的無限忠誠，沒有甘為革命事業(yè)犧牲的無私奉獻，要像熊瑾玎這樣默默無聞地堅持下來是不可能的。熊瑾玎正是無數(shù)中辦人無私奉獻的縮影，許多老同志像熊瑾玎同志那樣在中辦一干就是幾十年，干了一輩子，也奉獻了一輩子。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tǒng)，一定要繼承和發(fā)揚好，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丟掉。

什么是大奉獻？我理解，大奉獻首要是這個“大”字，就是要跳出“小我”“小利益”“小圈子”等各種局限，真正樹立大情懷、大胸襟、大境界。所謂大情懷，就是要有以國為家的情懷，心里始終裝著黨和人民事業(yè)，矢志不渝地為之奮斗；所謂大胸襟，就是要有大海般的廣闊胸懷，“計利當計天下利”，任何時候不囿于局部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能吃得了大苦大累，受得了大委屈；所謂大境界，就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經得起權力、名譽、地位等考驗，真正做到大公無私、克己奉公、鞠躬盡瘁。

講到大奉獻，我講講親身經歷的兩件事情。30多年前，我在石家莊地委辦公室資料科工作，負責寫文件、寫講話、搞調研等，行政科科長梁明月和分管我的副秘書長牛愛殷兩位同志對我影響很大，至今很多場景仍歷歷在目。

梁明月同志當時負責后勤工作，地委辦公室的院子比較大，梁科長每天早上6點多，拿著一把掃帚，一個人把院子打掃得干干凈凈，一掃就是十來年。后來，組織提拔他當?shù)匚泵貢L，一個副處級崗位。有的同志譏諷說，梁明月這個副秘書長是“掃”出來的。我當時就想，能做到十幾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去掃呢！當上副秘書長后，梁明月還是堅持每天打掃院子，而且行政、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如他的名字，如一輪明月高照，十分令人欽佩。

牛愛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藥。晚上加班寫材料，他愛人就把熬好的中藥送過來。牛愛殷專心寫材料，他愛人就把中藥放在桌子上，在旁邊站著等著他喝藥。他總是說，寫完這一段再喝，總是他愛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藥喝了。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大公無私的事跡。1981年，我陪他到贊皇縣調研，在下面住了一個星期。他的一個孿生兒子大概十六七歲，得了腎炎，住了好幾個月的醫(yī)院。我們下鄉(xiāng)的第四天，他愛人打電話來，說兒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們也都勸他回家看看孩子。牛愛殷說，我又不是醫(yī)生，回家干嗎，還是等調研任務結束后再說。我們怎么勸他都沒用。調研結束后回到家的當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兒子去世后，我們幾個人陪他去醫(yī)院。醫(yī)院告訴老牛，孩子的病原來治得不錯，后來突然惡化了，這種病情比較特殊，能不能搞個生理解剖，供醫(yī)學研究用。牛愛殷同志對他愛人說：“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愛人也表示同意。牛愛殷拿起筆來，滿含淚水卻毫不遲疑地在家屬意見書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兒子生前沒有作出什么貢獻，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對國家和人民的一個貢獻。”然后奮筆疾書，簽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當時，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包括醫(yī)生、護士都感動得流下熱淚。牛愛殷到基層調研，從不讓地方安排桌餐，始終堅持到食堂排隊買飯，而且自己掏錢，從來沒有吃過一次宴請。一個同事有一年春節(jié)給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門關上不讓進，最后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講原則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我們廣大黨員干部，對誰是好人、誰是干事的，還是非常清楚的。1982年，省委考察組來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薦他進地委班子，由副秘書長（副處級）直接進了地委班子，擔任地委委員、秘書長，成了地廳級干部。

每每想起這些事，就好像電影回放一樣，此情此景浮現(xiàn)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奮。過去我們看電視，看小說，看文藝作品，講到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說“共產黨員跟我上”，好像這是文學的描寫。其實，在現(xiàn)實生活中，在我們共產黨的隊伍中，像牛愛殷這樣的好同志大有人在。

我家里也有一個人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參軍，編入八路軍120師359旅718團當戰(zhàn)士。我爺爺是1927年入黨的黨員，時任冀西特委書記，當時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隊參軍，在王震將軍的率領下參加了抗日戰(zhàn)爭，親歷了百團大戰(zhàn)、保衛(wèi)延安、南泥灣大生產、南征北返。解放戰(zhàn)爭中，他參加了著名的淮海戰(zhàn)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戰(zhàn)場上的扶眉戰(zhàn)役中，叔叔作為第1兵團第2軍6師18團獨立1營營長，在攻占馬家山的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年僅26歲。

淮海戰(zhàn)役后部隊改編，叔叔再回西北戰(zhàn)場，路過家鄉(xiāng)時順路探親完婚。當時他帶著一個警衛(wèi)員、騎著一匹棗紅大馬回到了家鄉(xiāng)。部隊的首長指示，革命即將勝利了，你回家成親后，如果愿意回部隊就回來；如果不愿意回來就讓警衛(wèi)員回來，把那匹馬留在家里。那時候也沒有轉業(yè)一說，給一匹馬就算部隊的獎勵。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還沒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評我叔叔，要他趕快回部隊。特別是我姑姑說：“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聽了十分生氣地說：“我怕死，你到戰(zhàn)場試一試，一顆炮彈就會把你嚇死！我為了發(fā)起一次沖鋒，犧牲過三個司號員，一個站起來，被敵人打中倒下，第二個、第三個都犧牲了。最后我沖上去，站在最高處吹響了沖鋒號，高喊著‘不怕死的戰(zhàn)友們，跟我沖??！’敵人的子彈從我頭上嗖嗖掠過，我怕死，你敢嗎？第二天一大早，他執(zhí)意要回部隊，爺爺、奶奶，還有他的新婚妻子，還有我的父親、小叔、姑姑們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為他送行。他抱著那匹棗紅大馬，深深地親吻了一口馬的臉頰，便踩鐙跨馬，飛也似地奔馳而去。全家人呼喊著：“政通，你要回來呀！”而這一切，叔叔似乎一點都沒聽見、沒看見，騎著他那匹駿馬，連頭也沒有回，急速地轉過了山腳，消失在崇山峻嶺之中。到部隊沒有兩個月，陜西扶眉戰(zhàn)役打響，當時我叔叔帶著一個營的兵力去攻占秦嶺山脈的一個制高點，負責切斷敵人逃往漢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敵人一個團兵力的負隅頑抗，戰(zhàn)斗打得極其慘烈，我叔叔壯烈犧牲。隨后，我軍發(fā)起全線總攻時，部隊的戰(zhàn)前動員口號就是“為栗營長報仇！”

叔叔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家書，有寫給我爺爺、父親和姑姑的，也有寫給戰(zhàn)友的，還有許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我印象最深，從我小的時候就掛在我們家的墻上，叔叔穿著八路軍服裝，戴著鋼盔，扎著腰帶，握著一支槍，下面是他寫的四個字：“戰(zhàn)士之心” 。